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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界婚闹相关法律问题浅析 |
| 日期：2018/9/12 浏览次数：188 |
| 过界婚闹相关法律问题浅析
发布时间：2017年07月25日 作者: 于 冲 浏览：18251 次
事例回顾：“变了味”的婚闹
6月8日，一条“疑似婚闹伴娘被袭胸猥亵”的视频在微博上被不断转发。视频中，两名男子疑似陪同伴娘驱车，对其脱衣袭胸，视频中伴娘疑似喊叫求救，并试图咬其中一名男子的手臂，但无济于事。10日上午，西安警方查获该两名伴郎，经调查，该事件发生在一起婚庆活动途中，两名男子对伴娘进行搂抱、摸胸近五分钟，已涉嫌猥亵。
图为 “西安公安”微博号发布的相关报道
去年2月15日，陕西省安康市原告陈某与被告李某、邹某、李某某等三人一同参加其兄弟的婚礼，三人商议“整蛊”陈某，陈某看到李某与邹某向其奔来，猜可能要“整”自己，于是奔跑逃避。参与婚礼的其他人看见陈某跑便一起追。陈某因疏忽大意跌倒，受伤后被送至镇坪县医院治疗，后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十级伤残。同年11月22日镇坪县法院审结本案，依照原、被告两边差错程度断定补偿比例：三被告应对原告所受丢失91520.51元，承担70%的补偿职责，即64064.36元。其间被告李某承当64064.36元中的50%；被告李某某、邹某各承当64064.36元中的25%。
早在2008年1月，西安市阎良区的女孩谢某同样是在当伴娘过程中，被几名男宾大举“揩油”，将其抱住，并在她身上乱摸找红包，还将其举起扔至地上寻乐。后来，谢某向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凌云路派出所报警。
婚庆本是温馨夸姣之事，婚闹本是中国传统的婚礼风俗，却因不恰当的行为让许多人渐趋反感。然而如今各种古怪的婚闹方式，逾越适格的边界，甚至伤风败俗、污染社会风气，不仅导致人的名誉权，身体权的受损，严重者还会侵犯生命健康法益，在以“婚闹”为主题的社会调查中，诸多负面新闻频出——婚闹，“闹”出了人命，“闹”出了官司。
图为 因“婚闹受辱”而哭泣的伴娘
法规速览：民事、行政、刑事的责任位阶
就民事层面而言，上述“恶俗婚闹”涉及到民事法规中的人身权。《民法总则》将民事权利予以细化，第一百零九条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随后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而对于责任承担的方式见诸于第一百七十九条，相同规定也可见诸于《侵权责任法》。民事法规是“恶俗婚闹”涉法的最低限度，其责任承担包括是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就行政层面而言，对于相关的人身权利存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以及“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因此行政层面要求的行为危害与处罚强度上要求高于民事。
就刑事层面而言，《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层面的判断须经过综合性与专业性的判断，要以刑事立案就必须对“婚闹”进行事实抽拣，考察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是否违法，可否免责。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行为位阶与责任位阶相挂钩？
考虑到风俗、民事、行政以及刑事由轻到重，呈现光谱式的规范类型，因此考虑行为的强度与处罚的相当成为关键。以婚闹中的身体触碰为例：如伴郎仅为间隔衣物的瞬时、短时搂抱行为，目的在于追求婚庆之氛围，则属风俗习惯调整的范围；若伴郎采取其他方式间接使得伴娘趋于暴露状态，如随意撕扯衣物、拉扯非私密部位、泼水以使婚纱透明等，则可属民事调整的范围，需进行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而《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的“猥亵”则是要求具有猥亵的意图，且行为危害程度要与“在公众场所故意裸露”具有相当性，例如违背伴娘的主观意图以强力撕扯衣物致其裸露，有意触摸隐私部位且具持续性；而作为终局性的处罚法，《刑法》规定的“猥亵行为”要明显具有猥亵的故意，在客观行为上表现为以暴力或胁迫等恶劣方式强制猥亵他人，且可能造成受害人持续性的心理疾病、精神错乱或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问题根源：法律应积极回应“陈规陋习”
“婚闹”作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又被称为“闹房”、“谑亲”、“戏妇”、“暖房”等，其既是婚仪的重要组成，又是传统文化的直接外化。以清代江苏淮安为例，“新妇既入洞房，男女宾咸入，以欲博新妇之笑，谑浪笑敖，无所不至……成年者之洞闹房，其目的则在侮弄新娘及伴房之女。淫词戏语，信口而出，或评新娘头足，或以新娘脂粉涂饰他人之面，任意调笑，兴尽而止。男家听其所为，莫可如何也”。[1]
图为 有关“婚闹”的漫画
以上，根据传统沿袭至今的“婚闹”，其功能存在多个维度的：从最早调节氏族内部的矛盾，到后来维系家庭成员的利益，以戏弄妇女的方式突出对父系社会的拥趸。此外，“婚闹”在传统意义上也同样具有性教育的功能，从“男女授受不亲”到“不悖礼教地公然传授性知识”。而“婚闹”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则在于借闹房助兴，以增欢乐气氛。“婚闹”经历由少数人“听房”到集体闹房、由“戏妇”到“戏新人”的历史过程，其功能与价值也在历经不同时代的涤荡，由其异化出的陈规陋习也不断地游走在法律的边缘。[2]
这些“陈规陋习”本身存在二重属性：一方面，它植根于本土的传统风俗与习惯，为传统社会所崇尚或是默许；另一方面，它作为规范对象的行为，又不得不接受来自法律规范的质问与评价，在可能作有责评判的前提下，二者的冲突导致法律适用的掣肘。
伴娘被曝在婚闹中成为受害者，承担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压力已屡见不鲜。恶俗婚闹中的伴娘可谓“立于围墙”。即便存在民事、行政以及刑事的阶层式的归责模式，法律在诸多情形下都很难得到适用。例如文首所举的案例一中，该涉案的西安伴娘放弃追责，在很大程度上迫于“熟人社会的压力”而选择隐忍。这种属于个人的选择可以理解，但不应当鼓励——恶俗婚闹中的违法行为容易被旁观者与当事人的人情所纵容。但依法而言，猥亵行为本身并不属于刑事法规规定的自诉类案件，如果行为达到“猥亵”标准，满足可罚的构成要件，法律制裁就不应让步。
法律不能机械，同样不能僵死：面对“恶俗婚闹”，回应“陈规陋习”，法律要敢于亮剑！以法易俗，是保留风俗的传统精华，剔除为时代摒弃的糟粕，须通过个案推动，形成“婚闹出格，违法追责”的示范作用与社会共识。
[1]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该段节选自《婚姻类·淮安婚夕闹房》。
[2] 参考盛义：《略论闹房习俗》，载《民俗研究》1993年第1期（总第2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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