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某在工作岗位受伤后，公司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未为他申请工伤认定，导致这期间产生的医疗费无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赔付范畴。卢某提起诉讼未获法院支持，对这笔医疗费的索赔陷入僵局。
“为争取这笔‘看病钱’，我在公司、社保部门、法院之间奔走维权，身心俱疲。”2024年3月，当案件材料摆在四川省攀枝花市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的案头时，承办检察官张伟感受到了监督申请人卢某的绝望与无奈。
“用人单位怠于履行法定义务导致的损失，竟由毫无过错的工伤职工承担，这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本意吗？”带着思考，张伟立即展开调查。他深知，案件能否在检察环节峰回路转，这不仅关乎卢某的利益，更关系到《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能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正确贯彻。
时间回溯至2020年10月4日。当天下午5时30分许，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某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时任项目部现场负责人的卢某，在进行测量放线时不慎摔倒受伤，经诊断，其右尺骨鹰嘴骨折、右桡骨头骨折。历经急诊手术、固定取出术及康复训练，卢某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累计产生医疗费6.4万余元。
“我是在工作岗位、因工作原因受的伤，当时我相信公司会给我一个交代。”事故发生之初，卢某对公司抱有朴素的信任。然而，令卢某没想到的是，公司既未为他垫付医疗费，也迟迟不为他申请工伤认定，更未提交延期申报申请。在卢某及其家人的反复催促下，直到2021年9月18日——距离事故发生已过去349天，公司才向事故发生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远超《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30日”时限。
2021年11月18日，当地社保部门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卢某所受伤害为工伤。后经四川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卢某构成九级伤残。
拿到工伤认定书时，卢某觉得这笔医疗费总算有着落了。然而，当他持工伤认定书和相关票据申请工伤保险待遇时，却被社保部门告知，根据相关规定，因单位申请工伤认定逾期，工伤认定受理前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需由公司承担。卢某找到公司申请赔偿，公司又以已为卢某购买了商业意外险，保险赔偿金可以折抵相关医疗费为由拒绝与他沟通。
2022年11月，卢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提出工伤待遇仲裁申请。然而，等他走完治疗、申请工伤认定、申请伤残鉴定等一系列前置程序，已超过了仲裁时效，仲裁机构不予受理。2022年12月，卢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由公司支付其包括工伤认定前的6万余元医疗费在内的各项费用47万余元。
攀枝花市东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卢某主张某公司支付相关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对超出法定标准和没有法律依据的部分予以扣除。某公司投保的商业保险系对工伤保险的补充，对公司主张以商业保险折抵工伤保险待遇的请求不予支持。2023年2月，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判令公司支付卢某经济补偿金、工伤保险待遇等各项费用合计42万余元。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投保的商业保险属于工伤保险范畴，卢某已被认定为工伤，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卢某主张的医疗费等费用属于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该案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依法不予审理。2023年5月，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判令公司支付卢某经济补偿金、停工留薪期间工资、护理费、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合计13.9万余元，驳回了卢某要求公司支付工伤认定前产生的6万余元医疗费的诉讼请求。
2023年11月，卢某向四川省高级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败诉的苦楚、身体的伤痛，加之重返工作岗位遥遥无期，让卢某的生活陷入困境。
2024年3月，卢某向攀枝花市检察院递交了监督申请。他攥着医疗费票据哽咽地说：“胳膊受伤后完全干不了重活，真的就没地方讲理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