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摘要SS于2019年6月去世，但在2019年4月曾在他人代写的“房屋赠与合同”上签名，从而引发纠纷。故需要专家依据病历对上述委托事项进行判定。参照《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实务》(郑瞻培)、《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徐文炜 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等规定,对送检材料进行专家文证审查。患者2018年10月28日入院时主要表现是“突发右侧肢体不力”，而2018年12月6日之后的主要表现是：在无发热及肢体活动功能好转情况下出现精神萎靡，反应慢，与外界主动交流甚少，极少有自发言语，有烦躁及抑郁表现，精神状态较差；治疗欲望非常差，拒绝插胃管，自发病来持续导尿，但将尿管拔出，造成尿道损伤、出血；进食非常差，拒绝口中进食，长期靠鼻饲营养等异常行为。住院而不配合治疗，能进食而长期依赖鼻饲，无泌尿系统疾病而持续导尿，并在后两次住院时有给予每日一次“保护性约束”的医嘱。这些异常表现不是普通病人的症状，而是精神病人的意志行为、思维及情感方面的症状表现。2018年10月29日头颅CT平扫示：脱髓鞘，双侧额部硬膜下积液。12月7日CT示：右侧基底节腔隙性缺血灶，脱髓鞘，双侧额部硬膜下积液等。表明其脑部有器质性损害，因脑组织损害广泛，故有“高级皮层功能下降”并有谵妄的临床表现，有认知功能损害的神经解剖基础。患者在脑梗死，肢体症状好转后，无发热的情况下出现精神症状，并在所谓的“脑梗死恢复期”中一直出现持久的精神异常，在2019年2月2日出院时“病情稳定”，但其精神异常并未得到系统治疗，故其病程已转为持久性的慢性过程。患者于2018年10月28日诊断为脑梗死，12月25日出院诊断为脑梗死恢复期，淡漠型精神综合症；12月25日诊断为脑梗死恢复期（卒中后抑郁）。内科医生作出上述诊断，实属不易，说明患者的精神病病情显著。因内科医生不熟悉精神疾病的分类及诊断，故对该精神疾病未能作出明确诊断。综上，依据患者的精神症状，影像学检查及排除躯体疾病后，根据其严重程度标准（ADL评分一次为30分，一次为35分，一次为无法评估，表明其日常生活能力严重受损），其完全符合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的【症状标准】、【严重标准】、【病程标准】及【排除标准】）。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是指脑部被证实有确切病因如遗传、变性、感染、创伤、中毒、肿瘤等所引起的，通过现有实验室技术证实病理形态学和病理生理学改变，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障碍。本例为后天获得的中枢神经系统病变所致的精神障碍。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在急性期主要表现为意识障碍，慢性期主要表现为智力障碍或人格改变。本例从“亚急性期”发病，经发展至慢性期，现以“皮层高级功能下降”，即智力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SS患有脑器质性精神障碍，因其在综合性医院住院治疗，依据《执业医师法》及《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的规定:综合性医院医师不能超范围诊治，故SS的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未能得到专科治疗，其疾病已发展为慢性持续的“病情稳定”过程，至2019年6月去世前，无特殊情况其病情不会有明显变化，与其2019年2月2日出院时相似。SS患有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是精神病人。因精神病所致，其“皮层高级功能下降”，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明显下降，出现拒食、拔导尿管、不与他人交流等精神异常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易被他人哄骗、忽悠而在生活事件中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不能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易被他人擅权，故其民事行为能力不完全（即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