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待业3个月后，面前摆着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崔丽丽却不敢答应。一家外资汽车零部件企业邀请她出山，主持大中华区的销售市场。
“现在我连自己都还没有拯救过来，怎么去帮他们？” 去年9月，40岁的崔丽丽人生跌入谷底。她原本是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的营销总监，在一场商务宴请的酒局中喝醉后，被公司老板强奸。
事发前一个月，她还涂着鲜红色的口红，穿着白色正装，接受媒体采访，分析行业形势，为自己的公司背书。
对于一个40岁的职场女性，追究施暴者责任的另一端，是家庭、名誉和前途。她原本想“体面”地解决这件事，但对方表现出的态度，让她感到自己被当成了“玩具”。愤怒激活了她的权利意识，让她决心开启一场战斗。
从结果上看，崔丽丽是获胜的一方——事发六个月后，她打赢了性侵官司，施暴者被判4年有期徒刑。
但很快，她被公司开除，一位谋求上市的股东曾发来信息，让她“以公司利益为重”。最初同情她的女性直属上司，也最终倒戈，告诉她“自己的职责是守好公司”。
在被自己视作实现人生价值的职场上“众叛亲离”，崔丽丽无法确信，自己是输是赢。
酒局
崔丽丽怎么也想不起来，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2023年9月22日晚上11点半，只有三个人的酒局上，崔丽丽感觉自己快要醉了，强撑着去结账，回来后没过多久便趴到桌上，失去了意识。
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醒来时，她发现自己赤裸着躺在老板钱军的酒店房间，衣服散落在地上，钱军睡在旁边另一张床上。
她强迫自己回忆，从头开始一点点捋下去，记忆却总是卡在醉倒前的一刻。每天，她都责问自己：怎么就醉到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呢？为什么一定要喝酒？
浙江杭州一家高端日料店里，崔丽丽为那场商务宴请提前订了包间，点好菜，要了三瓶17度的清酒，每瓶720毫升。
不到十平米的榻榻米房间内，有四张座位，钱军和客人对坐，崔丽丽坐在钱军一侧靠门口的位置。
饭局开始之前，钱军交代崔丽丽，“一定要让王总喝美了，把他拿下。”崔丽丽的印象里，钱军熟稔酒场，和客户能喝能聊，说这句话意味着“他要放量来喝了”。
4天后，钱军和崔丽丽就要向客户汇报自家公司新生产线的建设情况，以争取拿到生产授权，“王总”是评审中的关键人物。
在这场酒局上，崔丽丽给自己的定位是“后勤”，要倒酒、布菜、叫服务员、买单……和她平时在公司商务宴请中的角色一样，至于喝酒，“意思一下就行。”她的酒量不高，白酒能喝二两左右。这次，她喝了一小盅之后，就搁下不再喝。
真正的主角是老板钱军和客人王总。半个小时后，两个人已经差不多喝完第一瓶。这时，崔丽丽收到钱军的微信，“你陪着多喝点儿，我快挂了。”
崔丽丽清楚，他平时白酒都能喝六两，正疑惑这次怎么喝十几度的清酒就说自己快挂了？就收到钱军发来的一条信息，“后劲大啊。”
平时商务宴请的酒局上，崔丽丽的酒有她的男下属们帮忙挡着，这次，作为三人中的唯一一个下级职员，酒还是得喝，“老板都这样说了，我再不喝不是装傻了吗？”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喝酒，源于自己的职业惯性，也是出于对钱军的服从以及信任。
2023年9月22日，崔丽丽与钱军（化名）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受访者供图
两年前，崔丽丽跳槽到这家民营公司，帮公司开发新市场。临近40岁，她仍想在职场拼一把。
在公司里，老板钱军有绝对的权威和话语权，管理和技术决策都经他手。他是一个技术博士，曾在某大学担任讲师，后辞职创办公司，业务发展很快。近年来，他们要转向更大的市场，正在筹划上市。
很多时候，在外企工作多年的崔丽丽并不认同钱军的管理方式。他曾亲自在公司大门口抓考勤，在大会上让没完成业绩的营销中心负责人带头检讨、自我批评，给所有在场的人鞠躬认错，并威胁他们下次再没完成就“罚站”。
崔丽丽觉得这是无效而“官僚”的方式，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形式上的压制。 但她也是一个深谙职场规则的人，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气质，在这里，服从和执行力是最大的美德。
正因为出色的“职业素质”，崔丽丽到公司一年多，就得到了钱军的认可。她记得，钱军不止一次公开表扬她，称她来了以后给公司打了强心剂，“是公司的新鲜血液”。
崔丽丽发现，钱军支持她的工作，也能听进去她的意见，甚至根据她的建议调整了公司的营销中心组织架构。抛去职务身份，在崔丽丽印象里，技术出身的钱军“人也比较简单，看起来很朴实”。合作一年多后，崔丽丽确认钱军值得信任，逐渐把他当成了“可以交出后背的队友”。
但这一次，她“被自己人坑了”。
酒席进行到晚上九点四十分左右，崔丽丽起身去结账，刚站起来就一阵眩晕袭来。在卫生间，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是模糊的，意识到“快要喝大了”。
但嫌酒不够的钱军叫了服务员，又加了两瓶清酒。
酒局继续，更多时候，钱军成了控场的人，他招呼着崔丽丽，“来来，咱们俩敬王总一杯。”
崔丽丽那晚的记忆，停在醉倒前的最后一刻。
挣扎
第二天凌晨四点，醒来的崔丽丽仍在醉意中。她捡起地上的衣服，穿上，迷糊中忘记穿鞋子。回到自己的房间门口，刷房卡时却发现打不开，那个不好的猜想再也抑制不住地占据了她的意识，她不知道怎么办，光着脚蹲在门口哭了起来。
她需要去前台续上房卡，但不能光着脚下去。她只好起身，敲响了钱军的房门。房门打开，钱军安抚她不要激动，她径直走过去找到自己的鞋子，穿上后离开，然后摇晃着到了前台，续上房卡后返回房间继续睡下。
早上九点多，彻底清醒的崔丽丽觉得不对劲，她再次敲了钱军房间的门，以求一个解答。
她保持着礼貌，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下属，对钱军问的每一句都用“您”来称呼。
崔丽丽的回忆，当时钱军回答说，昨晚她喝醉了，他们打车回到酒店，钱军把她背进来，但她的房间门打不开，就把她放到了自己的房间，崔丽丽吐在了衣服和床上，自己为她脱了衣服。
崔丽丽想要查看自己吐在了床上哪个位置，钱军却拦住她，以脏为借口捂住被子不让看。
“有没有发生关系”，甚至“我为什么没有穿衣服”这些话，崔丽丽都没有问出口。她觉得，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第二天上午，钱军给她发了一条信息，是超出以往两人工作聊天之外的关心和问候，“这几天多喝点暖和身体的。”崔丽丽觉得难以接受，“那种感觉好像我是他的什么人一样。”
2023年9月23日，崔丽丽与钱军（化名）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受访者供图
之后的四天里，崔丽丽克制住自己的疑虑，马上就到来的评审对公司太重要了，她留在杭州继续处理工作、拜访客户。在工作上，她不允许自己半途而废。
9月26日，与客户的评审交流会上，崔丽丽再次见到钱军，不知为何她止不住地颤抖、犯恶心。
崔丽丽的印象里，钱军像没事人一样，在会议结束后的例行晚宴上，仍旧给崔丽丽劝酒，“丽丽你怎么不喝啊，你再陪王总喝一杯。”
这次，她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了。借着上洗手间的名义，离开酒局后，她打电话给丈夫，说自己“可能被人欺负了”。丈夫明白了她的意思，让她赶紧买票回家。
“她能把事情告诉我，就是勇敢面对的第一步。”丈夫吴东说。
他们两个人是高中同学，相恋相伴多年，有了一个十多岁的女儿，相互扶持走到现在。在家里，他们关上门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所有可能性。吴东听完事情经过，第一反应就是劝妻子报警，“但她一开始是迷茫的。”
在崔丽丽心中，报警意味着事情要公之于众，到时所有人都会知道她是一个“被强奸了的女人”“被玷污的女人”。
退一步说，报警之后呢？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一周多，早已经没有了生物证据，警方是否能立案，立案后胜算有多少，钱军是否会被追究责任，都是未知数。
犹豫、纠结和挣扎，崔丽丽的内心做着斗争。她已经40岁，作为一个中年职场女性，职业生涯、收入期权、名誉、家庭，都是她要考虑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