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死证教龄”是时代的悲怆

    权力病灶不除，群众路线难走

    《法制文萃报》观察员：林寒

    教师节刚过，人们却惊悉这样一条与老师有关的新闻：今年7月17日大雨夜中，贫困、衰老的58岁代课教师程兴贵从云南盐津县共和村家门前两岔河近50米高的瀑布跳下，自杀身亡。这一天离教龄认证截止时间还有3天。“逼”死老人的是艰难的自证，老人跳瀑布时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讽刺的是，程兴贵身亡一个多月后，审核人员终于认定了他25.5年的教龄。在 “以死证教龄”的悲剧中，相关部门审核程序的机械冰冷、高高在上，乃至将从教教龄的资格认定全都转嫁到代课老师和证明人身上这样的不负责任，无疑是悲剧的罪魁祸首，而这种种表象，最终直指的是手握权力者久治不愈的冷漠病。

    这样的死是泰山还是鸿毛

    程兴贵，教龄25.5年，2013年7月17日死亡。这是程兴贵死后，村委会宣传栏公布的代课教师补充认定名单关于他的记述。短短十几个字，囊括了一名代课教师的全部教师生涯，但这远远不足以让大众了解程老师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据程兴贵的妻子胡通彩回忆说，1977年春节，原共和村小学校长朱应槐来到程家，邀请程兴贵做代课教师。当时程兴贵已经结婚并有了小孩，一家人住在祖上留下的土坯瓦房中。聘任经过村干部杨家均的确认就定了下来。那时，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乡村教育停滞已久。在盐津县山区的小学，残破的教室里人满为患，除了适龄学童外，不少年轻人也走进学校学习。

    程兴贵最初代课的报酬是每月10元钱，每上一天课在生产队计入8分工。生产队分的粮食可以勉强糊口，工资则被家里用来买盐巴、煤油。胡通彩回忆说，教学期间，程兴贵常常天没亮就起床打着火把出门了，从家里到共和村小学要翻三座山，7公里山路要走一个多小时。后来，为了不迟到，程兴贵选择了住校。随着村小师资的补充，程兴贵到了村里更为偏远的水沟小学任教，工资也涨到了26.5元。

    “每天都要把孩子们接送过河，有的孩子太小，屎尿拉在裤子上，他也要负责洗刷干净。”程兴贵侄子程正平曾是叔叔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也做了代课教师，他代课三年后感到自己“不能像叔叔那样耐心，写得好，口才也不错”，就离开了。

    “他勤恳踏实，教学上也很细心。” 原共和村小学校长朱应槐说，程兴贵的工作证明他当老师是合格的。胡通彩也记得，丈夫曾聊起自己对“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让学生抄袭得高分”现象的不屑，他说“不会为了一点奖金，教坏学生脾气”。

    代课致贫是程兴贵一家的写实，1995年，程兴贵的工资涨到了每月135元，与正式教师7百多元的收入差距悬殊，甚至也不如那些外出务工的人们。因代课致贫，程兴贵的儿女中没有一人念到高中。

    程兴贵记录下他教师生涯的困顿，在留下的账本中“割肉记账”就有好几个篇目，购买一个7.54元的东西也要“每人摊1.5元”，甚至是迟到被扣1元钱都登记在册。程兴贵一度动摇，放弃了讲台到了文山一个企业里做会计，每月200元。但后来证明，他放不下教师的工作和山里的孩子，一年后他又回到水沟小学。

    如今，从程家祖宅望下山去，处处都是村民盖起的明亮楼房。而程兴贵一家仍住在祖上留下的土坯瓦房中，即使在正午，屋里也黑黢黢的。

    这样一个甘守清贫的乡村代课老师，究竟是怎么样被“逼”走上绝路的呢？这起悲剧发生的背景是，2013年3月云南省出台实施细则，对中小学代课教师的补偿终于进入实质性阶段。云南十余万代课教师将获得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补助，但同时也迎来一道证明题：自行举证证明代课经历。但乡村教师们普遍缺乏物证，证人也大多年老或死亡。

    根据上述补助政策，教龄25年半的程兴贵通过换算，能获得25.5个月的补偿，每月830元。这将是他生平获得的最大一笔收入。但前提是，程必须找到证据或证人证明自己的任教经历。

    通过紧张的寻找，程兴贵搜集了一切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人和证物，却仍在8年的教龄认定上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分歧。8年，6640元，相当于这个农村家庭三年的收入。

    发生分歧那天是7月10日，当时程兴贵到了落雁乡中心小学，负责审核材料的工作人员说，程兴贵出示的盖有公章的备课纸不能作为说明。但实际上，负责审核程兴贵材料的工作人员，正是1999年在备课纸上签下“乡教委检查组王”的那个王姓负责人。程兴贵反问说纸上的字是不是你签的。对方回答说，是，但是“这上面并没有什么内容，你撕来不过是一张废纸。”王姓负责人的一句话刺痛了程兴贵。程兴贵后来和妻子谈到过当时他的屈辱感。他感到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身份证明遭到了无视，心里忽然空落了。

    10日当天，程兴贵就生病进医院输液，但留给他证明自己的时间只剩10天。周折辗转，程兴贵最终也无法证明自己。常年的积郁与尊严的丧失，最终冲垮了他的心理防线。他选择了用一死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这一死，对于他而言，为了自己的尊严，或重于泰山，但对于相关的权力部门和执行者，却仅仅是一个迟到的认可和6000元补偿款，以及代课教师补充认定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而已，在此，生命之轻，如鸿毛。

    在尊重与形式之间，我们选择了什么

    程兴贵，教龄25.5年，2013年7月17日死亡。这样开头难免让人不解，可这句话却是对一名代课老师人生的最终总结。

    程兴贵的遭遇，也是无数代课教师的真实写照。代课教师，如果百度这个词条，它的解释是“指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定历史阶段一部分教师群体，无法享受与正式在编教师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险、职称评定、劳动强度、福利等，却充满艰辛、默默地为教育事业而奉献。如今，部分代课教师已经‘代转正’，然后很多代课教师‘被清退’，面临着失业和艰苦生活。”用程兴贵一位同事话说，“就像夜壶被用过后，就没人理会了。”

    “代课教师”在过去10年间被陆续清退后，有的领取过补偿，有的则什么都没有。自杀的结局，或许是极端个案，但和他一样，面对冷酷无情的行政审核，因为无法“自证”教龄，得不到最后一点微薄补偿的人却不在少数。程兴贵最终以死自证，成为这一庞大沉默群体的最新创口。

    “一纸证明”究竟能证明什么？程兴贵用生命换来的，不是对基层教育者的尊重与重视，而是为了平息事端，得到的6000元补偿款和最终被承认的25.5年教龄。

    关于老师，笔者想到了两则相关的新闻。一则是延续了29年的9月10日“教师节”，今后可能要改日期了。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公布《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四部法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意见稿中拟规定，每年9月28日为教师节，并增加了校长任职资格要求、提高民办校地位等一系列重要条款。另一则就是，程兴贵老师之死。

    对比这两条新闻，笔者在想一个问题：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在讲“尊师重道”，但当下社会真的做到了吗？我们的代课教师到底需要什么？

    前些日子，以“郑强教授经典语录”而为网民熟知的郑强教授在一次演讲中直言，“未来20年，中国人崇拜的将是知识而不是官员。这一点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这个民族对知识的尊重，无以复加。但现在在中国有点钱的人，有点小权的人——哪怕是个科长，也可以照样把大学教授弄得没有尊严。这种貌似聪明的聪明，洋洋自得的市侩，是多么肤浅啊。”大学教授如此，中小学代课教师更是惨淡。如果有地位，审核人员就不敢轻易说出“你的材料就是废纸”这类话了，也不会让代课老师以死证明。

    因此，在程兴贵事件后，有网友提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少一点领导干部、社会名流，多增设一些基层教师、代课教师比重，这才是真正提升教师社会地位的举措。

    虽然教师并非都是为谋财而来，但是必须引导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心理导向。近些年来，全民涌向公务员队伍，就是因为公务员队伍福利好，社会地位高。还记得“钱学森之问”吧，“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仿佛想到了一个答案，很多优秀的教育人才都跑去考公务员了。虽然只是一句笑话，但却是现实的写照。诸多教育人才流失企业、公务员等岗位的主要原因，就是福利待遇不高。让教师待遇远远高于社会发展水平，让教师行业成为真正的“香饽饽”，吸引教育人才的同时，还可以解决极个别教师贪腐问题。

    教师节定于何日，只是形式的问题，对于广大普通教师来说，只不过变化了休息的日子。

    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对于教师，特别是代课教师，我们的社会有着太多的亏欠，“再穷不能穷教育”大多只是口号上的光鲜。现在，在代课教师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幕，却发生了程兴贵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戳痛了曾经的教育伤疤。

    冷漠病让群众无路可走

    围绕着程兴贵老师之死，公众在愤慨，在鞭挞，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自证”制度。

    当我们冷静下来深思这个悲剧时，不得不说，云南要求代课教师自证代课经历的做法表面看是一个合理的办法，但是却经不起仔细思量，因为单纯要求代课教师自证代课经历，这样的办法显然缺乏全面考虑，是一种缺乏人文关怀、不切实际的馊办法，而且有关办事人员态度十分可恶，简直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

    具体说，代课教师自己证明代课经历，需要几十年的工资表和盖有公章的备课本以及相关证人，也就是需要齐全的物证和人证。实际上，不少代课教师是难以搜集齐这些证据的。例如，在缺乏物证的情况下，能够证明程兴贵代课经历的老人是一位82岁的且患有脑梗死的行动不便的老人。这位老人拒绝了程兴贵的请求。这成了程兴贵自证教龄的死结。那么，有关办事人员为何不亲自前往去问问这位老人呢？如果他们去了，问题不就自然得到解决了吗？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云南省的有关部门早就应该考虑到这种代课教师自证代课经历难的情况的出现，理应通过其他渠道譬如代课学校历年的教师花名册等帮助代课教师确认代课年限，譬如通过代课学校集体确认代课教师的代课年限，譬如主动走访了解代课教师代课的年限，等等，总之，如果有关办事人员真心实意本着为当地代课教师认真负责的态度办事，程兴贵老师的代课年限其实不难得到确认。

    从媒体报道不难看出，负责审核程兴贵材料的工作人员，正是1999年签下“乡教委检查组王”的那个王姓负责人。程兴贵递上资料，对方翻了翻，说这个备课纸不能作为说明。程兴贵反问说这个字是不是你签的。对方回答说，是。“这上面并没有什么内容，你撕来不过一张废纸。”读这样的细节，我们只能对这位王姓负责人说：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负责人呢？自己就是程兴贵老师需要的证人，但这样的证人却态度恶劣，不仅不伸手帮助，反倒话语出口伤人。毫无疑问，这样的负责人，心里根本就没有群众！

    程兴贵事件中个别干部的表现或许是极端个案，但他们身上所表现的冷漠作风在当下却绝非个别现象。现今，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不同程度都存在着对待群众的“冷漠病”。突出表现在：机关政府“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一些干部对群众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动辄称群众为“刁民”，呵斥其“素质低”；群众的冷暖利益少有关心，但上级、老板的事情却有求必应；面对群众缺乏耐心，遇事推诿塞责。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党群干群关系。

    冷漠作风不除，群众路线难走。目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声势浩大展开中。笔者认为，走好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当务之急是要增强干部的“群众观”，首先要坚决改掉“冷漠作风”。只有干部摆正了位置，真正拜群众为师，当好群众的服务员，才能真正沉下身子走到群众中，也才能发现问题解群众之忧。否则只会是言行两张皮，身子在群众中，心却漂浮在外，“貌合神离”难以持久。

    水能载舟亦可覆舟，从焦裕禄、孔繁森到郑培民、杨善洲，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告诉我们，群众记住的是一个个温暖人心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干部，很难想象，一个对待群众冷漠隔阂的干部，能赢得群众的尊重和拥护。今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言犹在耳。

    ●结语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都应该坚持服务群众的原则。如今，死者不能复生，我们也只有深刻反思这场悲剧带给我们的教训。联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也许最好的反思就是：干部走群众路线一定要对群众怀有深厚感情，有了这样的感情，才能与群众贴心，才能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否则，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王姓负责人一样，就只会把好事办坏，甚至会把好事办出人命来。这样的教训，是不是太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