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9月9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针对“明知而散布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是否恰当、是否不当扩大了诽谤罪自诉转公诉案件范围、将信息网络视为“公共场所”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解释第七条中的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5大焦点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向《法制日报》记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严格适用明知而散布等同捏造

　　有人认为，“明知”并不等于“捏造”，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在“两高”出台此次司法解释后，比“500次”仅少一次的“499次”成了网络热词。

　　9月10日晚，一幅截图出现在网络上。据该截图透露出的信息，一微博网站为了应对司法解释中关于“诽谤信息转发超500次将入刑”的规定，对该微博进行了权限设置，其中网友若对“转发设置”下的方框进行勾选的话，则“勾选后广播转发次数将限制在499次内”。该截图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网易社区等多个社交网站内被多次转载，也有人在转发过程中调侃似的强调“别超过499次”。

　　此图立刻在网友间引起反响。虽后经调查证实，上述截图是网民经过后期处理制作而成，但也有民众提出，如果网络谣言或者是诽谤信息的转发次数只有499次，难道就不构成诽谤罪？以一个硬性数字进行划分，是否过于“僵硬”？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9月9日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治理网络谣言等违法犯罪的行动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

　　司法解释的出台被业内评价为———给网络世界拉起了明确的法律红线。

　　“单以近期出现的案例来看，从‘谣翻中国’的‘秦火火’到借维权敛财的周禄宝，从泄私愤造谣的傅学胜到自建网站敲诈勒索的仲伟……由于网络社会飞速发展等主客观因素，利用网络实施的诽谤、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随之增加，甚至有着井喷的不良趋势。”长期关注网络谣言以及诽谤现象的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法律系副主任郑宁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网络信息传播速度惊人，一些网络造谣、传谣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甚大，不仅严重侵害公民权益、扰乱公共秩序，还会导致群体性事件。

　　“目前网络社会秩序已经到了比较混乱的地步，亟待法律进行治理。”在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院长王四新看来，在现实社会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也应提出在网络社会推进法治建设的理念，利用法治治理网络环境。

两高今天发布的网络诽谤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为其提供资金、场所、技术支持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司法解释同时明确，追究提供资金、场所、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须以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为前提。如果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相关犯罪活动不明知，即使客观上起到帮助作用，也不构成犯罪。此外，对于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同时又触犯其他罪名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目前,一些知名网站在传播信息量、影响力和话语权等方面已经全面超过大多数传统媒体,如果不能够按照传统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工作机制去严格要求,那就好比一个掌握更多资金的金融机构与之相匹配的却是更为脆弱的内控,对于社会及公众而言,潜在的负面风险显而易见

　　在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湖南省衡阳市公安机关近日破获格祺伟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犯罪团伙案件。据初步查证,受害对象涉及全国10多个省市的企事业单位和干部群众,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目前,格祺伟等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批准逮捕。

　　作为一名“80后”青年,格祺伟长期打着“全媒体记者”、“意见领袖”的旗号,凭借其网上影响力,以进行“舆论监督”为名,敲诈勒索、非法敛财,竟然成为当地“谈之色变”、“称霸一方”的人物。以一个并无正规资质颇具草根色彩的“网络记者”出身,格祺伟能在当地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个中原因耐人深思。纵观格祺伟的发家史,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与传统媒体渊源颇深,“合谋”之势十分明显,在他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中,传统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功不可没”。

“自己建网站不停地转发不良帖文，等待相关的企业或者个人主动找其删帖，以获得巨额利润”7日，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就一起依靠网络谣言贴敲诈企业的案子提起公诉，该案系9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颁布后，该市提起公诉的首例该类型案件，引起广大民众关注。

　　2013年5月以来，被告人王某(男，25岁，大专文化，无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QQ从网名为“诚信网络传媒”、“屏蔽”等数10人处承揽删除某知名网站帖文业务，后与被告人周某(男，19岁，初中文化，杭州某电子商务公司技术总监)商定以每条400-800元不等的价格删除相关帖文。

“网络诽谤伤害甚于现实人身攻击”———这是网络谣言受害者最真切的感受。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打击网络谣言行动大幕拉开，目前已经有一些受害者主动站出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打击网络谣言工作而言，这一现象具有极为深远的积极意义，这是因为，谣言受害者同时也是反击谣言的生力军。

　　曾几何时，面对着网络谣言肆无忌惮的侵害，广大受害者群体尽管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但却显得十分无助甚至任人宰割沦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当私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个体维权意识的觉醒至关重要。所幸，随着打击网络谣言工作渐入佳境，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面对网络谣言，必须学会自己保护自己，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

    “治理谣言,手段要革新。删帖不是好方法,说教式正面引导也不高明。治理谣言,还需制定实施细则,如对谣言的鉴定,如果没有细则界定谣言,随意定性,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我国网民数量目前已接近六亿,而手机用户总数也已突破10亿,随之而来的是网络舆论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应对舆论形势的变化、提高政府应对能力成为当务之急。在近日召开的第31期读书讲坛“微博问政与舆论应对”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谣言治理提出如上看法。

　　“将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应用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为行受贿行为设置了一层‘隔离墙’,对于预防腐败具有现实意义。检察机关要根据行受贿犯罪特点的变化,不断完善这项制度,拓展运用的领域与范围,使其发挥更大功效。”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党委书记商红日

    互联网虚拟性、隐蔽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使部分网络主体在法治意识不强、责任意识缺乏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诸如网络谣言之类的言行失范现象，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同时也给正常的言论自由蒙上阴影。

　　目前，我国互联网信息传播和规制法律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网络信息传播及规制的法律体系尚存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完善的程序规定和具体的界定标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现有法律法规对网络信息传播原则性规定较多，对怎样依法监管、纠正和惩处违法行为规定得少。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只是用“不得”、“不准”等字眼提出原则性要求，没有规定相应的惩罚机制;对网络上犯罪行为管辖中的犯罪行为地和侵权地的界定标准尚无明确规定。二是缺乏一部专门针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管控的基本法，现有的法规多为“规定”、“暂行规定”、“意见”等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不高、效力不强。三是实际操作层面存在取证难、重罚轻处等问题，比如对造谣者多采取警告、罚款、拘留等较轻行政处罚或者比照相应的罪名予以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