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网北京5月11日电(记者 李盈盈)“是否过度医疗与医院有什么硬件设备和设备大小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取决于医生的职业技术水平与职业素养。”北京法医司法鉴定咨询中心主任、法医学博士、主检法医师王鹏向未来网记者说道。
图为用仪器为患者治疗。图片来源网络。
崴脚要做核磁共振?
不久前,北京的张女士因为咳嗽发烧前去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看病,医生在听了她的病情描述后,眼睛都没抬地说,时间挺长了,先拍个片吧,再验下血。接着,开出两张费用将近千元的中成药处方。“拿起处方,看到药费,我吓了一跳。我问医生,怎么那么多药啊?医生说你不是有医保嘛,怕啥!”
对于医院这种动辄要求患者拍片子的做法,北京的黎女士深有同感。她告诉记者,去年底,因小区台阶路面结冰,她在下楼时滑到了,脚被崴了,走路时挺疼,就去一家三甲医院求助医生。医生看后不假思索地说,去做个核磁共振吧,顺手开了一张核磁共振的单子,费用显示一千三百多元!当时她很纳闷,就问医生她的脚有多严重,是否必须做?医生的答复是如果不做,不知道是否发生了骨折,如果你坚持不做也行,我就给你开外用药膏,你尽量多休息,不要走动。对于这次看病经历,黎女士直言医生太不负责任,她很奇怪为什么现在医生看病不分轻重如此依赖仪器,以前没有核磁共振的时候,医生不照样看病吗?
滥用医疗器械 暴利是挡不住的诱惑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今年第二期国家医疗器械质量公告,涉高电位治疗设备、医用防护口罩、手术衣等6个品种313批(台)产品。
4月21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出22个进口器械主动召回通知。同月,江苏南通市26名眼病患者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注射了一种名为全氟丙烷的气体,结果因该批次医用气体属于问题医疗器械,导致部分患者眼球严重受损甚至失明。
除了问题医疗器械,过度使用医疗器械的情况也愈发严重。
“就我所知,目前部分医院确实存在过度医疗现象,在放射科尤为突出。如X光、CT或核磁共振(简称MRI)等设备使用频率较高。本来可以做X片的,被改做CT或者MRI,还有就是多部位多角度重叠、高频率拍摄等。”王鹏补充道。
近年来,我国心脏病介入手术在十年内急剧增长。据中国医疗外科植入专业委员会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仅为2万例,而到了2011年达到了40.8万例,增长了20倍。
广州市民钟女士70岁的父亲因胸闷到当地医院就诊,医生的结论是“血管狭窄”,要求立即安装心脏支架。后来,钟女士带父亲到广州请专家看病。专家表示70岁的人血管窄一点正常,不需要装支架。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从2009年的17.5万例增长到2013年的45.5万例,使用支架约68万个。
2009年10月,北京某医院给一位患者植入了8个支架,病人因手术时间过长死亡;2010年,北京某医院给一位70岁男性病人放了11个支架,因支架太多阻塞了血管,病人次日死亡。
业内人士认为,支架的滥用源于其背后的暴利。
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曾表示,一个国产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9倍的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
未来网记者梳理发现国内用的很多心脏支架由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该公司的介绍显示它已发展成为国内高端医疗器械领域内能够与国外产品形成强有力竞争的少数企业之一,是国内心血管医疗器械产品线最全的企业,产品涵盖冠心病、结构性心脏病、心脏节律、预先和术后诊断及诊疗设备等五大领域。
记者查询该公司2014年与2015年年度财务报表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较快,2014年主要是医疗器械板块业务增势明显,医疗器械销量同比增加34.47%;2015年主要是医疗器械板块的支架系统、封堵器等产品的国内销售稳定增长,基层医院新型介入诊疗业务快速增长。其中新型介入诊疗业务的医疗器械收入同比增长122.85%。
乐普2016年经营计划写到,加强支架系统、封堵器等传统优势产品的国内外市场销售;整合心脏起搏器销售资源,加强国产起搏器市场推广力度,提高国产起搏器市场占有率;推进县医院合作共建心脏中心,拓展20家地市县级医院终端客户,使2016年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
防止“以药养医”变“以械补医”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修正案》(送审稿)拟规定,医疗机构不得未经许可擅自配置使用大型医用设备,防止从“以药养医”转变为“以械补医”。
王鹏说:“以药养医,以械补医,仅是养医的途径不同而已,只要医院在实质上被定位于赚钱工具,体制不变的话,以药养医,以械补医就不可能杜绝。购置何种医疗设备应完全从医疗诊治技术需要出发,而非取决于购置后是否出现某种所谓的不良预期。”
在王鹏看来,大型医疗设备如何定义值得商榷,是以重量、体积、价位定?还是三者综合考虑?假设某民营医院未能获批购置大型设备,却想通过过度医疗赚钱,它完全可凭借中低档设备反复做或多部位做而达到同样目的。若某公立医院因诊治或科研而需要购置大型设备,相关部门如何论证、取舍其必要性?是否会因人为程序设置而出现利益灰色地带?
王鹏表示,卫生部委托中华医学会已完成了多种疾病临床路径的编撰,其中明确了不同病种在住院期间甚至出现并发症等不同阶段必须做什么检查,可选做什么检查的规定。
“这就是遵守诊疗常规,并依此判断医院是否存在过度医疗的情况,这对医院和医生具有相对的约束力。显然,是否过度医疗与医院有什么硬件设备没有必然联系,而在于医生的职业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王鹏说道。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项目部执行副主任梁宏伟认为,如今几乎所有县级医疗机构都竞相采购CT、核磁等大型检查设备。医院不能互认检查结果,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就医负担,增加县财政指出,也造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梁宏伟表示,如果在每个县建立一个共用的检查机构,有效整合医疗资源,为老百姓做出明确诊断,再分诊(中医、西医、生物学等)治疗,老百姓的诊疗费用会降低。同时,县级医疗诊断机构可以接入协和、301等大型三甲医院的远程会诊系统,这样既可以较快提升医疗机构的水平,同时降低政府压力,减少重复建设。
梁宏伟建议,当医院有了重大疾病的诊断能力后再增加设备投入,有效实现分级诊疗与上下转诊制度,是目前医疗系统应该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周进峰